主编荐语
“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荀子 · 礼论》
考古所揭示的墓中天地,为我们认识远古时代的人间生活提供了可窥、可以触摸的真实景象。考古发现中有很多女性,过往研究却极少被关注,直到“性别考古”堂而皇之进入考古学界。一个原因,是众多女性考古学者活跃在一线田野,蔚为可观已成队列——孙晓鹏是其中一员。
考古领域中不可或缺的后续工作是解释,以叙事的方式将文物残片缀合成可以追溯的历史图像。性别考古提供了一个曾经缺失的视角,因此成为一种全新的分析方法,在粗放的历史图像中让我们窥探到饮食男女的生活细部。
孙晓鹏,1988年生于山东烟台。2012年和2016年在河北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考古学博士学位。硕士期间曾参与考察河北鹿泉北胡庄先商遗址、邯郸赵王城城门遗址。博士期间参加安徽凌家滩遗址第八次区域系统调查。现在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主要方向为西周女性贵族墓葬和西周女性青铜器研究。
石鼓山墓地性别考古研究
孙晓鹏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石鼓山墓地的发现[1]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对于墓地的族属、文化内涵[2]以及同出青铜器时代[3]的研究已有诸多成果,也有学者注意到石鼓山墓地与戴家湾墓地的高度相似性,认为两者属于同一族群[4]。报告中对M3和M4的墓主人性别已有判定,对两墓中一些异同已有初步认识[5]。本文拟从墓葬形制、随葬品、随葬品摆放位置、铭文等方面,对比分析探讨石鼓山墓地的两性墓葬共性和差异性,探讨石鼓山墓地两性墓葬特点。
一、墓葬形制
两墓均为竖穴土坑多壁龛墓,二棺一椁,没有墓道,不设车马坑。墓葬内无腰坑殉狗和殉人。女性墓的墓室面积可以确定为墓底面积,男性墓的墓室面积并未说明墓底还是墓口,两者面积应该大致相近。
墓葬形制上两性墓有一定的差异,体现在壁龛数量,女性墓为八个多于男性墓的六个。具体区别在于北侧因男性墓有放置铜禁的大壁龛,因而女性墓有三龛而男性墓仅二龛,东侧女性墓在东南角多一龛。
表1 石鼓山M3和M4组墓葬形制
二、随葬品
1、青铜器方面
男性墓M3随葬31件青铜礼器,女性墓M4随葬50件青铜礼器,均为食器、酒器兼具水器的礼器组合。两性墓中均有铜小铃,但与传统意义上的礼乐器有一些区别。
①青铜食器
M3中青铜食器共13件,占总容器的比例为41.93%,鼎、簋和甗三种食器在总容器占比分别为19.35%、19.35%和3.23%。M4中青铜食器共40件,占总容器的比例为80%,鼎、簋、甗、簠、甑和盂六种食器在总容器占比分别为30%、32%、8%、4%、2%和4%。M3和M4两墓中食器均有鼎、簋、甗三类食器。M4中比M3多簠、甑、盂三种食器。
M3和M4青铜食器随葬的相似性体现在:存在完全相同的器形和比较相近器型。
完全相同的器形有乳钉纹鼎(M3中1件、M4中2件,鼎中占比16.67%和13.33%)、尖刺乳钉纹盆式簋(M3中4件、M4中9件,簋中占比66.67%和56.25%)、方座簋(M3和M4中各一件,簋中占比分别为16.67%和6.25%)和附耳直棱纹鼎(M3中1件、M4中1件,鼎中占比16.67%和6.67%)。这些完全相同的器形在M3食器中占比为50%,M4食器中占比为32.5%。
相同器型的尺寸和重量均较为接近。两墓中3件乳钉纹鼎均为通高25cm左右,口径20cm左右,重量2.5kg左右。13件尖刺乳钉纹盆式簋通高均在15-18cm左右,口径在25cm左右,重量在2-3kg之间,容积大致在3.5L左右。两件方座簋均通高24cm左右,口径20cm,方座长18cm,重量4.7kg左右。附耳直棱纹鼎的尺寸亦较为接近,仅M3的重量和尺寸均略大于M4的(见图一)。
图一 石鼓山M3、M4同式鼎对比图
表3 石鼓山食器M3和M4中相同器形尺寸、重量表
|
通高 |
口径 |
重量 |
备注 |
乳钉纹鼎M3:28 |
25.1cm |
20cm |
2.6kg |
|
乳钉纹鼎M4:801 |
25cm |
21.2cm |
2.85kg |
|
乳钉纹鼎M4:802 |
24.7cm |
20cm |
2.2kg |
|
盆式簋M3:3 |
17.6cm |
23.8cm |
2.1kg |
圈足径14.8cm |
盆式簋M3:7 |
15cm |
25.4cm |
1.95kg |
圈足径17.4cm |
盆式簋M3:8 |
16.8cm |
24.4cm |
2.15kg |
圈足径13.6cm |
盆式簋M3:9 |
15.6cm |
25cm |
1.85kg |
圈足径17cm |
盆式簋M4:103 |
16.6cm |
26cm |
1.9kg |
圈足高 5.3cm、 圈足径16.4cm,容量约3.5L |
盆式簋M4:301 |
16.2cm |
24.8cm |
2.1kg |
圈足高 4.5cm、 圈足径 16.3cm,容量约3.5L |
盆式簋M4:805 |
16.1cm |
24.6cm |
2.65kg |
圈足高3.6cm、 圈足径15.6 cm,容量约3.5L |
附耳直棱纹鼎M3:1 |
44cm |
34cm |
15.9kg |
腹深22.2cm |
附耳直棱纹鼎M4:309 |
43.6cm |
34.3cm |
15kg |
腹深22.2cm |
方座簋M3:27 |
23.8cm |
19.6cm |
4.73kg |
方座长17.8cm |
方座簋 |
24.3cm |
19.8cm |
4.65kg |
腹深11.3cm、圈足高 3.9cm、方座高 9.6cm、边长 18.3 cm |
另有分裆鼎和甗的形制较为接近,M3中有两件分裆鼎一件甗,M4中分裆鼎数量为两件,甗为四件。相近器型中M4中两件子父丁鼎与M3中的正鼎形制和尺寸较为接近,略大于M3的中臣鼎。甗的方面,M3所随葬万甗(M3:6)和M4父辛甗(M4:307)形制和纹饰相近,箅上均为十字型镂孔,区别在于万甗略大于
父辛甗。
表4 石鼓山M3和M4食器中相近器形尺寸、重量表
通高 |
口径 |
重量 |
备注 |
|
正鼎 |
22.1cm |
16.8cm |
2.73kg |
|
子父丁鼎M4:202 |
23.5cm |
17.7cm |
2.35kg |
腹深11.4cm,容量约2.2L |
子父丁鼎 M4:303 |
23.1cm |
17.7cm |
2.25kg |
腹深11.1cm,容量约2.25L |
甗M3:6 |
47.5cm |
28-29cm |
7.93kg |
|
甗M4:307 |
44cm |
27.7cm |
7.4kg |
甑容量5.9L,鬲容量2L |
M3和M4青铜食器随葬的差异性体现在:
1、M4中鼎簋随葬数量较多,器型丰富,有很多M3中不见的器型。
青铜食器上,M4几乎涵盖当时主流的鼎簋形式,不仅数量多,而且器形多样,制作也较为精美。鼎的方面除传统圆鼎外,还有分裆鼎和方鼎。圆鼎的纹饰除各类兽面纹以外,还有涡纹和蝉纹等。
青铜鼎随葬方面,M4中多两件方鼎和八件纹饰不同的圆鼎。青铜簋随葬方面, M4多一件球腹簋、两件双耳簋、钝圆乳钉纹簋、圈足簋(见图二)。另外,M3的双耳簋(M3:10)与M4的四耳簋(M4:208)主体纹饰均为尖刺乳钉纹,但两者除附耳数量不同外,圈足差异亦较大,M4:208已有切地高台。青铜甗随葬方面,M4中多三件,一件制作较为精细(M4:203),两件较为粗糙,但三件的箅均为一字型镂孔,与另外两件带族徽的甗不同,似乎为不同产地所致。
图二 石鼓山M4独有簋器型图
2、M4中比M3多簠、甑、盂三种食器。簠为一大一小,盂为两件等大,但是两类器在纹饰上都有一些差异。甑仅出一件。
②青铜酒器
M3中随葬10类17件酒器,涵盖盛酒器、饮酒器、挹取器以及两件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均占有绝对优势。M4中随葬3类9件酒器,仅有盛酒器一类。M3随葬酒器中卣的数量最多,在所有青铜容器所占比例为19.35%,在酒器所占比例为35.29%。M4随葬酒器中罍的数量最多,在所有青铜容器所占比例为8%,在酒器所占比例为40%。
酒器方面的相似性主要有:两墓均有罍随葬,都为圆罍,形制也较为相近。均有壶随葬,形制也较为接近。从尺寸和重量来看,M3中随葬的罍和壶的尺寸重量均大于M4中的同类器。
表5 石鼓山M3和M4酒器中相近器形尺寸、重量表
通高 |
口径 |
圈足径 |
重量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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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19 亚羌父乙罍 |
50cm |
18.2cm |
23.2cm |
14.08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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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 ∶ 304
|
51.8cm |
17.8cm |
20cm |
12.55kg |
腹深40cm、圈足高3.2cm |
M4 ∶ 205 罍 |
50.5cm |
18.1cm |
19.5cm |
11kg |
腹深36.8cm、圈足高2.6cm |
M3∶16 父甲壶 |
42.2cm |
10.4cm |
14.2cm |
6.51kg |
|
M4 ∶ 101 史母庚壶 |
36.8cm |
10.3cm |
14.5 cm |
3.95kg |
圈足3.4cm、 圈足径14.5 cm |
酒器方面的差异性体现在以下几点:
1、M3中有某些随葬器类而M4中并没有,如方彝、卣、禁、爵、觯、斗和盉(见图三)。
图三 部分石鼓山M3独有酒器器型图
2、M3和M4中均有随葬但器形差异较大,M3中随葬的尊为觚形尊而M4中除2件牺尊以外还有一件大口折肩尊。
3、M3和M4中均随葬罍,但数量和尺寸重量有一定的差异,如罍在M3中仅有一件,在M4中有四件,且除与M3接近的一件外,另有两件尺寸略小的带衔环耳罍和一件尺寸与M3罍相近的但盖上为菌状捉手且带衔环耳和衔环耳的罍。壶的情况也类似。
4、M3重卣,而M4重罍,两者在酒器类中占比都接近40%。
从随葬兵器和护甲的石鼓山M1随葬品情况来看,觚形尊和卣似乎是石鼓山男性墓的特征物。男性墓在酒器随葬方面优势十分明显,除数量占优之外,禁和方彝这类稀有青铜器亦有随葬,两墓中同出的器形里M3随葬的无论是尺寸还是重量都大于M4同类器。
③青铜水器
两墓中均仅有一件盘。形制和纹饰均类似,M4的盘尺寸较大(M3:31尺寸为高13.6cm、口径36.6cm、 圈足径 20 cm,重3.8kg;M4:301尺寸为通高11.5cm、口径43.4cm、腹深5.3cm、圈足高6.1cm、圈足径24.4 cm,重5.7kg ,容积5L)。
④青铜乐器
M3中随葬一件铜小铃,M4中随葬三件,从尺寸(M3:37尺寸为长8cm、宽 2.6 ~ 3.8cm; M4:2尺寸为通长 6.4cm、最宽 3.6cm、铃舌长3.7cm,重 34.5g)方面来看,与铜礼器差异较大,可能另有用途。M3:37为素面无纹饰,M4:2则饰有兽面纹。
⑤青铜兵器、工具和车马器
M3中随葬有30件兵器,以戟的数量最多,且均为同类型器,占76.67%,矛的数量最少,占3.33%。工具中斧、锛各两件,凿一件。车马器中车器和马器兼具。石鼓山M1亦有随葬车马器、兵器和工具若干,似乎表示在石鼓山墓地男性才有资格随葬车马器、兵器和工具。
M4中没有青铜兵器、工具和车马器随葬。
⑥青铜器组合
由于M1和M2的墓葬形制已被破坏,所以无法确知是否目前所见为完整的随葬青铜器组合,因而对于石鼓山墓地的青铜器组合方面的性别考古研究仍需从M3和M4着手。
相似性体在食器组合方面的体现是:鼎、簋、甗为两性共有的食器组合。两墓中同出器物中乳钉纹鼎和尖刺乳钉纹盆式簋的比例都是1:4左右,且均在同类器中的比例也比较接近,鼎都占到15%左右,簋都占到60%左右。同时方座簋和附耳直棱纹鼎也是两墓中均有一件,有学者考察过附耳直棱纹鼎在戴家湾的出土情况认为这种鼎只在大墓中出土一件[6],方座簋的情况应当也是如此。因此在石鼓山高等级墓地一个比较稳定的鼎簋组合形式应该是1件乳钉纹鼎配4件尖刺乳钉纹盆式簋为一个组合,可以随葬一套或两套,在此基础上搭配方座簋和附耳直棱纹鼎各一件。女性墓中其他型式的鼎簋数量更多,同时还兼有簠、盂和甑等其他种类食器,食器占比高达80%,重食倾向明显。
水器组合方面,盘在两墓中均有随葬。M3中与盘同壁龛内的为卣,M4则为壶和甗。壶作为水器是可以理解的,但从M3的情况看可能在石鼓山墓地卣也兼具水器作用。
酒器方面,男性墓酒器品类繁多,M3除卣和斗以外各器类均只随葬1件,追求的是器类的多样化,只有卣上体现出器形的多样化。另外,与石鼓山墓地同族的戴家湾墓地青铜器中也是卣的数量多于壶的数量。因而可以猜测在戴家湾-石鼓山族群中卣仅为男性所有。
西周初年仍延续殷商时期器用传统,青铜器中成对现象仍较为普遍。男性墓M3中的成对器都是酒器,卣和禁都是一大一小。而女性墓M4中的成对器既有食器又有酒器。食器中的簠为一大一小,盂为等大。酒器罍、壶和牺尊则是一大一小两组与M3的成对酒器相同。
2、玉石器方面
M4中随葬一组项饰,M3中仅随葬玉璧2件。
3、陶器方面
M3中随葬一件高领袋足鬲,M4中除同样的鬲以外还多随葬一件圆肩罐。
4、其他随葬品
两墓中随葬有蚌泡和贝。M4中还随葬有砺石和动物骨骼。
总体而言,随葬品方面的相似性体现在容器方面:尖刺乳钉纹盆式簋和乳钉纹鼎的鼎簋组合比例约为1:4,且这类器在两个墓葬同类器中所占比例是接近的;均包含食器、酒器和水器三大器类。另外,两墓随葬铜小铃和高领袋足鬲。
两墓差异性已有学者指出,M3的酒器种类很多,而M4的食器类型很多;兵器、工具和车马器方面,M3随葬较多,M4则完全不随葬。玉石器方面,M4注重装饰品,M3则随葬玉礼器。[7]现在可以补充的差异性特征是:青铜食器方面,M4中的食器较多为对出,除鼎簋更重甗,而M3中则不明显。青铜酒器方面,M3酒器除了禁、卣和斗均为单出,M4均为对出,且都为一大一小。两墓中同出的酒器类型中的罍和壶,在尺寸重量方面均为M3的大于M4。在石鼓山墓地觚形尊和卣似乎为男性独有。另外,女性墓中还随葬有砺石和动物骨骼。
墓葬随葬品的种类能够反映出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器类缺失暗示了一些生活场景的缺失。女性墓不随葬兵器、车马器和工具,似乎暗示女性于兵戎、出行等方面受限。饮酒器的缺失,亦在暗指女性缺席于某些祭祀场合。《尚书·酒诰》篇中周人认为殷商亡于肆意饮酒。《尚书·牧誓》篇又痛陈纣王“惟妇言是用”。在石鼓山M4中可以明确看到关中西部的土著贵族深切赞同周人的女祸论,在祭祀、出行、兵戎之事上阻碍女性参与。
表6 石鼓山M3和M4组随葬品统计
三、随葬品位置
M3中有六个壁龛,M4中有八个壁龛。随葬品位置在简报中都已有说明,因壁龛数目不同,随葬品种类也不太相同,所以存在一些差异(见图四)。将从棺内和椁顶、熟土二层台和壁龛的随葬品摆放位置结合两墓中共出同类器的摆放位置来探讨性别差异是否会对随葬品位置产生影响。
图四 石鼓山M3 、M4平面图壁龛、二层台设置差异示意图
1、棺内和椁顶
M3的棺内随葬有两件玉璧、两件铜饰(疑似铜刀)及铜铃,椁顶上有T字型摆放的铜泡若干。M4的棺内有铜铃位于足端,项饰位于人骨颈部,椁顶为空。
2、熟土二层台
M3的二层台上摆放兵器,以东二层台和西北二层台最为集中。M4因不随葬兵器,故二层台空无一物。
3、壁龛
两墓的西壁壁龛数量一致,近西北角处壁龛(M3的K5和M4的K7)均不放置青铜器,而放置海贝和蚌泡类。M3西侧壁龛K6放置一卣一盘,两件均为带日名族徽器,盘为倒扣放置。M4近西南角处壁龛K8放置8件青铜器,分别为两件乳钉纹鼎、四件尖刺乳钉纹盆式簋和两件簠。两件簠置于壁龛正中,乳钉纹鼎位于簠的北侧,四件簋位于簠的南侧,三件簋叠放在一起。
两墓的北侧壁龛存在一些差异,M3为两个壁龛,M4为三个壁龛。M3仅为两个壁龛的原因可能在于为了放置尺寸较大的铜禁。
两墓北侧偏西壁龛(M3的K4和M4的K5)均随葬青铜食器二鼎一簋共3件以及陶器。不同者在于M3壁龛中鼎为分裆鼎和乳钉纹鼎而簋是方座簋,M4壁龛中为两件方鼎和一件双耳簋,另外M4壁龛中还有一件青铜壶。
M4:K4位于北侧正中,青铜器方面仅随葬一件尖刺乳钉纹盆式簋。K3位于北侧偏东,共计15件,包含食器、酒器和水器。分别为:6鼎、2簋、2甗、1甑、1盂、2罍和1盘。M3:K3中不含任何食器仅有酒器,除卣、斗和禁以外其余酒器全部为一件,共计16件,分别为:5卣、2禁、2斗、1彝、1尊、1壶、1罍、1爵、1觯和1盉。
两墓的东侧壁龛也存在巨大差异,M3为两个壁龛,M4为三个壁龛。M3的两个壁龛均为仅随葬食器。M4的三个壁龛中K6为纯食器随葬,K2为食器和酒器随葬合计15件,K1则包含食器、酒器,壶簋甗合计3件。
表7 M3和M4壁龛位置和青铜随葬品简表
K1 |
K2 |
K3 |
K4 |
K5 |
K6 |
K7 |
K8 |
|
M3 |
位于东侧偏北 2鼎;1簋 |
位于东侧偏南 2鼎;4簋;1甗 |
位于北侧偏东 5卣;2禁;2斗;1彝;1尊;1壶;1罍;1爵;1觯;1盉 |
位于北侧偏西 2鼎;1簋 |
位于西侧偏北 |
位于西侧偏南1卣1盘 |
无此龛 |
无此龛 |
M4 |
位于东侧偏南 1簋;1甗;1壶 |
位于东侧偏北 4鼎;4簋;1甗;1盂;2罍;1尊;2牺尊; |
位于北侧偏东 6鼎;2簋;2甗;1甑;1盂;2罍;1盘 |
位于北侧正中 1簋 |
位于北侧偏西 2鼎;1簋 |
位于东侧正中 1鼎;3簋 |
位于西侧偏北
|
位于西侧偏南2鼎;4簋;2簠 |
4、两墓中共出同类器的摆放位置
附耳直棱纹鼎、乳钉纹鼎、尖刺乳钉纹盆式簋、方座簋为两墓中共出的器类。
附耳直棱纹鼎:在M3中的位置是K1,即位于东侧偏南的壁龛,同龛还有鸟父甲鼎和一件尖刺乳钉纹盆式簋。在M4中的位置是K3,即位于北侧偏东的壁龛,同龛器物很多,但也同出一件尖刺乳钉纹盆式簋。
乳钉纹鼎:在M3中的位置是K4,即位于北侧偏西的壁龛,同龛还有方座簋和一件分裆鼎。在M4中均位于K8,即位于西侧偏南的壁龛,同龛还有四件尖刺乳钉纹盆式簋和两件簠。
尖刺乳钉纹盆式簋:在M3集中出于西侧两个壁龛K1和K2中,K1中一件,K2中三件,K2同龛还有一件分裆鼎、一件圆乳纹鼎和甗。在M4中仅K2、K5和K7中不随葬。
方座簋:在M3中的位置是K4,即位于北侧偏西的壁龛,同龛还有乳钉纹鼎和一件分裆鼎。在M4中位于K3,即位于北侧偏东的壁龛。
同类器在两墓中的摆放位置也存在一些差异,但总体来讲,簋特别是尖刺乳钉纹盆式簋多出于东西两侧壁龛,鼎簋均以组合形式出现,且组合方式多样。
5、M3和M4青铜器摆放规则
M3的摆放规则是以礼器类别为区分,酒器集中于一起,食器集中摆放于东侧两个壁龛,兵器等非容器类青铜器放置于二层台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M3的K3中选取盉作为酒器除了功用上的酒器水器并用以外,可能还有出于尺寸方面的考虑。K3中青铜器普遍高于25cm,盉在尺寸上更为接近K3中的其他盛酒器。而重父乙卣作为M3中最小的卣代替盉与K6的盘放置在一起。
M4的摆放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律,不以器类为区分,因食器较多,所以食器遍布每一个随葬青铜器的壁龛。东西两侧均有仅随葬食器的壁龛,没有单独的酒器和水器壁龛。随葬青铜器最多的两个壁龛呈现出食器、酒器混杂的现象,与M3的器类分置有很大的区别。
M4中的青铜器成对现象明显, 除乳钉纹鼎和尖刺乳钉纹盆式簋以外,存在等大成对器分置于不同壁龛,一大一小器放置于同一壁龛的规律。M3中的成对器很少,只有户卣、禁和斗为成对,且均为一大一小,都放置于一个壁龛,符合规律。
表8 M3成对器摆放规律表
户卣 |
禁 |
斗 |
|
是否等大 |
否 |
否 |
否 |
是否同龛 |
是 |
是 |
是 |
表9 M4成对器摆放规律表
子父丁鼎 |
兽面纹鼎 |
罍 (209和312) |
甗 (311和102) |
盂 |
牺尊 |
方鼎 |
簠 |
|
是否等大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否 |
否 |
否 |
是否同龛 |
否 |
否 |
否 |
否 |
否 |
是 |
是 |
是 |
随葬品位置体现性别差异最明显的是椁顶和二层台,这两处差异是由于女性不具备随葬兵器、工具和车马器类物品造成的。棺内的差异则体现了两性在用玉方面的礼制差异。壁龛内的差异一方面是由于器类不同造成,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两者时代不同的影响。
M3对于礼器的处置基本是按照礼器类别和尺寸来放置,以卣代盉就是最好的证明。M4年代偏晚,已经开始接受周人礼器的食器、酒器和水器组合搭配的观念,所以才会出现K2和K3不按照礼器类别放置青铜器而是按照组合放置。除了受周人影响的可能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M4墓主人本身就是周人女性,这也能解释虽然墓室面积不大,但M4中仍随葬非常多青铜器。
同在一片墓地,位置也较为靠近,所以随葬品摆放位置上还是存在很大的共性。陶器的随葬也基本固定于北侧偏西壁龛,西侧偏北的壁龛均不随葬青铜器。从两墓的整体布局来看,位于东北角附近的壁龛随葬青铜器数量都最多,东西单侧或两侧均有仅随葬食器的壁龛。两个墓葬中的成对器凡一大一小者几乎都出于一个壁龛,等大者除M4的两件乳钉纹鼎外均出于两个壁龛。
四、铭文
M3随葬青铜器中带日名和族徽铭文的有17件,占青铜容器总数的54.83%。食器中有铭文的有4件,占有铭青铜器比为23.53%,占总食器比的30.76%;酒器中有12件,占有铭青铜器比为70.59%,占总酒器比的70.58%;水器中有1件,占有铭青铜器比为5.88%,占总水器比的100%。食器只有簋没有带日名和族徽铭文,酒器中仅有禁、觯和斗上没有带日名和族徽铭文。这些带日名和族徽的青铜器也出现在各个壁龛中。有铭文中带“户”铭的青铜器数量最多为3件,分别是方彝和两件卣,因此墓地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姜戎户氏的墓地[8]。铭文中“臣父癸”出现两次,分别在爵和盘上。其他铭文均为一件,多出于酒器和两件分裆鼎上。有铭青铜器较为集中出于K3和K6,其他壁龛中亦有零星发现。
M4中有铭青铜器有八件,占青铜容器总数的16%。食器中有4件,占有铭青铜器比为50%,占总食器比的10%;酒器中有4件,占有铭青铜器比为50%,占总酒器比的44.44%。除两件分裆鼎的“子父丁”外,均为单出,与M3中的铭文没有重复。铭文出于鼎和酒器上的最多,分散分布于各个壁龛,集中出现在K2和K3中。
男性墓中的铭文器集中于酒器,而女性墓中则酒器食器均有,但两者的铭文并无重合。另外M1中亦有两件青铜器有铭文,均与M3和M4不同。
有学者认为 “户”为家族徽号类文字,是刘家文化接受殷商文字系统和先进文化的象征[9]。有两点无法解释:一是“户”铭不在墓地其他墓葬中重复出现,石鼓山墓葬的铭文都只出于一个墓;二是“户”铭仅出现在稀有的方彝和两件较大的卣上,而不出现在其他器类上。特别是与其他同时期墓地相比,石鼓山墓地中簋的数量和类型均最多,但并没有一件簋上有铭文。乳钉纹鼎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四个墓中均有出土,也没有铭文。从墓地数量最多的尖刺乳钉纹盆式簋没有铭文来看,目前来看石鼓山族属方面宝鸡土著说[10]更为可能。
五、与同时期关中西部其他墓葬性别差异程度的对比
关中西部地区西周早期的完整墓葬不多,与石鼓山墓地同源的戴家湾墓地在民国时期就已被盗空。保存较好的有宝鸡竹园沟墓地[11],该墓地出土大量“弓鱼伯”铜器,非本地土著,而颇具巴蜀文化之风。
竹园沟墓地暂未发现独立女性墓,只有三座女性殉妾墓位于三座大型男性墓椁室内,均侧身面向男性墓主。三座随葬殉妾男性墓的墓主地位均较高,BZM7、BZM13墓主为弓鱼伯,BZM4墓主为弓鱼伯之弟弓鱼季。
随葬品相似性表现在:男性墓主和殉妾墓中均随葬一套本地特色的其他用具,包括平底罐、尖底罐、盘等。铜礼器方面共有鼎、簋。玉、石装饰品和铜笄两性都可随葬。
随葬品差异性表现在:男性墓主食器还可随葬甗、鬲,鼎、簋数量更多,型式更多,其中不乏方座簋、方鼎等精品;男性墓主随葬大量酒器,盛酒器、饮酒器均有。虽然BZM4、BZM7殉妾随葬觯或觯、罍,但都制造粗糙,尺寸微小,不是实用器。男性墓主随葬盘或盘、盉整套水器,殉妾无资格使用水器。男性随葬大量兵器、工具、车马器,殉妾则完全不随葬。
总体来看,弓鱼国墓地偏早的墓葬中女性无独立墓室,随葬品种类较少,多数青铜器铸造粗糙,显示出巨大的性别差异,女性几乎是完全的人身依附。相比而言,石鼓山人群的女性虽可能在出行、兵戎、祭祀中受限,但拥有相对完整的人身权利。
六、小结
从有较多共出青铜器可以看出两者族属一致,因而墓葬具有较多的相似性,而由于性别的不同也会存在一些差异。
两墓相似性体现在:
1、从墓葬形制来看,石鼓山M3和M4基本一致,都是竖穴土坑多壁龛墓,在壁龛设置上,均不在南端设壁龛。
2、随葬品方面,本地产品尖刺乳钉纹盆式簋、方座簋和乳钉纹鼎两性墓均有随葬,只是数量上存在差异,共出尖刺乳钉纹盆式簋和乳钉纹鼎的比率都为1:4左右,仅是随葬组数的差异。两性墓葬在其他青铜器选择上都偏爱大型青铜器,男性墓中的卣和禁,女性墓中的甗和罍就是最好的体现。青铜器组合都是食器、酒器和水器。陶器方面,均随葬高领袋足鬲。均有蚌泡和贝的随葬。
3、随葬品位置上,靠近东北角的两个壁龛是随葬品最多的壁龛,陶器的位置是一致的,也均有设置仅随葬青铜食器的壁龛。玉器的位置都在棺内。两个墓葬中成对器基本遵循等大器出于两个壁龛,一大一小器出于同一壁龛的规律。
4、均随葬有多件带铭文器,食器和酒器上都有带铭文器。
由于性别不同而导致的差异有:
1、M4比M3多两个壁龛。
2、青铜礼器方面M3食器酒器并重,M4食器为主。M3重酒器多样化,M4重食器多样化。酒器中男性重卣而女性重罍,卣和觚形尊似乎仅为男性随葬。兵器工具车马器随葬方面女性不随葬。玉器方面女性重装饰品而男性仅随葬礼器。
3、M3的壁龛内青铜器是按照礼器类型放置,而M4则食器遍布多数壁龛,且最多随葬品的两个龛均为食器酒器等组合随葬的壁龛。随葬品摆放位置上存在性别差异最大的地方是棺内和二层台,棺内玉器随葬女性重装饰品而男性重礼器,二层台则表现出女性在车马器和兵器工具随葬上的缺失。
4、带铭文器在男性墓中主要是酒器,在女性墓中则食器酒器都有。
与同时期的竹园沟墓地殉妾相比,石鼓山M2、M4墓主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综上所述,进入西周以后女性在兵器工具和车马器的随葬上开始与男性拉开距离。妇好墓中随葬兵器工具和车马器的现象在整个西周一代也很少出现。另外,在酒器随葬方面,女性也开始处于弱势地位。关中西部的例子提示我们,周人及其同盟自周初就有意识限制女性出行,减少女性从事祭祀、兵戎之事。
参考文献与注释:
[1] 本文所涉石鼓山墓葬资料均来自于以下发掘报告,不再一一引述:刘军社:《陕西宝鸡石鼓山发现西周早期贵族墓葬》,《中国文物报》,2013年01月18日008版;石鼓山考古队:《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西周墓》,《考古与文物》,2013年01期;石鼓山考古队:《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0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M4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01期。本文所涉戴家湾青铜器资料来自于以下专著,不再一一引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戴家湾与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铜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任雪莉:《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戴家湾卷》,科学出版社,2015年。
[2] 对于石鼓山墓地的族属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一、姜戎户氏族,持此观点的学者包括发掘者、张天恩等先生。见于王颢,刘栋,辛怡华:《石鼓山西周墓葬的初步研究》,《文物》,2013年02期;刘军社:《再谈石鼓山M3的主人及其族属》,《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21-29页;张天恩:《石鼓山户氏青铜器相关问题简论》,《文物》,2015年01期等。二、宝鸡土著,见于张懋镕:《宝鸡石鼓山墓地文化因素分析》,《宝鸡社会科学》,2014年03期。三、有扈氏,见于李学勤:《石鼓山三号墓器铭选释》,《文物》,2013年04期。四、姜戎姜太公家族,见于尹盛平,尹夏清:《关于宝鸡市戴家湾、石鼓山商周墓地的国别与家族问题》,《考古与文物》,2016年02期。五、姬姓周人,见于刘莉、刘明科:《也谈石鼓山西周M3墓主及相关问题》,《宝鸡社会科学》,2013年02期和张天宇:《石鼓山墓地族属辨析》,“商周金文、青铜器与商周历史”博士生学术论坛,2016年12月24-25日。
[3] 辛怡华,王颢,刘栋:《石鼓山西周墓葬出土铜器初探》,《文物》,2013年04期。
[4] 张懋镕:《宝鸡石鼓山墓地文化因素分析》,《宝鸡社会科学》,2014年03期。
任雪莉:《百年牵手 同气连枝-新出宝鸡石鼓山铜器与戴家湾铜器的对比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30-40页。
尹盛平,尹夏清:《关于宝鸡市戴家湾、石鼓山商周墓地的国别与家族问题》,《考古与文物》,2016年02期。
[5] 王占奎、丁岩:《石鼓山商周墓地4号墓初识》,《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13-21页。
丁岩,王占奎:《石鼓山商周墓地M4再识》,《文物》,2016年01期。
[6]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戴家湾与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铜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307页。
[7] 丁岩,王占奎:《石鼓山商周墓地M4再识》,《文物》,2016年01期。
[8] 张天恩:《石鼓山户氏青铜器相关问题简论》,《文物》,2015年01期。
[9] 王颢,刘栋,辛怡华:《石鼓山西周墓葬的初步研究》,《文物》,2013年02期。
[10] 张懋镕:《宝鸡石鼓山墓地文化因素分析》,《宝鸡社会科学》,2014年03期。
[11]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弓鱼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8年。
(原载于《三代考古》七,近期进行部分改动)